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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游记丨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

上次急匆匆地发了一个在弗拉基米尔拍的安德烈·卢布廖夫壁画,现在正儿八经地写游记。不确保能写完,因为旅途太长,旅途结束后的时间又太少。

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

和热尼亚、塔尼娅在莫斯科火车站会合,一起坐电气列车去大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火车站在圣彼得堡,在俄罗斯,火车站由火车驶往的方向命名,在圣彼得堡有莫斯科站,还有芬兰站。我们背着非常沉重的背包、帐篷、睡袋,在大诺夫哥罗德的街道和广场上转悠,天气很好,河边的沙滩上,像海滩一样,人们穿着泳衣躺着晒太阳。我们去了郊外的一个保存下来的已成为木建筑博物馆的古代村落,我躺在草地上睡觉,热尼亚和塔尼娅拿出画笔和速写本,坐在长凳上画木头农舍和木头教堂。之后我们到公路上搭车去莫斯科。

这是我第一次在俄罗斯搭车,同行的室友,两个艺术学校学生,是第一次搭车旅行,我们都没有什么经验。在城市尽头公路的加油站边,我们不太困难地拦到了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然而它只载了我们十几公里,就拐进一个镇子了。我们在一座桥边拦车,然而等了四十分钟,没有一辆愿意载我们的车停下。他们两个掏出书来,坐在路边念茨维塔耶娃和丹尼尔·哈尔姆斯的诗。太阳西沉,我们决定就近找有水源的地方搭帐篷过夜。

我们穿过一个小村子,来到了河边,找到了一棵树下的空地。我被派去找用来烧篝火的木柴,我从来没有点过篝火,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用来点篝火,但似乎我的每一位俄罗斯朋友,都知道怎么在树林中点起篝火。我沿着道路在路边的树下溜达,看哪里有断掉的树枝,最后捡了一枝树杈回去。然后我去找热尼亚,冲着河边树林中簌簌的响声喊,他回答了我的呼叫,我穿过草丛走到河边去接他弄到的柴火,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搞到那么多大小一致整整齐齐的木柴的。我们在树下喷了防蚊喷雾,坐下来搭起木柴生篝火。他们拿出了小野炊灶和煤气瓶,点着火,烧开从舀来的河水,然后煮荞麦。我们三个人拿一个勺子,一人一口地吃荞麦饭,并且传着啃一根黄瓜。然后收拾东西,挤进帐篷里睡觉。醒来后,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河的风景清晰可见,我们煮了一锅拌进了坚果的燕麦粥,加上巧克力和糖,作为早餐,然后沿着来时的路回到公路边。村庄也变得清晰,刷得五颜六色的木屋,路边的公交站牌,几乎空无一人的道路。

这一天我们搭了一辆车往前行驶了几十公里后就毫无进展。我们轮流站在路边招手,然而司机们向我们做出摊开双手的手势。在中国搭车时我能捕捉司机的目光,读懂他们的眼神和动作,然而俄罗斯人的姿态我完全读不懂。有的司机往后面指,于是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去到加油站边等车。我们在路边等了五个小时,偶尔有停下来的货车,看到是三个人后,又开走了。于是我们决定分开走,我和热尼亚先躲到一边去,塔尼娅一个人在路边拦车。一辆通往特维尔的快递专车停了下来,带走了塔尼娅。然后我和热尼亚先拦到一辆汽车带我们到了一个镇子边,然后在一个公交车站牌下等下一辆车。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在旁边和我们一起等车,他上了一辆装满了穿着一样工作服的工人的公交车。后来我们等到了一辆货车,载我们到了特维尔。到达时已是深夜,塔尼娅在火车站已经等了我们两个小时。我们从郊外公路走两公里到市区,打了一辆车去火车站。出租车司机不知道什么是搭车,听了解释后,教育我们说这可不体面,尤其是带着一个姑娘。因此热尼亚对这座城市的印象立刻很糟糕,加上货车司机说这是一个混账的城市,要是他可绝对不会停在这个城市,而塔尼娅在城市转了一圈后,告诉我们这个城市似乎没有市中心。于是我们在火车站的肯德基会面,他们两个决定,既然三个人搭车那么困难,那么直接坐电气列车到莫斯科,然后按原计划在莫斯科分手。在肯德基里我见到了一个有着一条黑色的金属腿的男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戴着假肢的男人,但他们两个都见过,因为一系列的战争后俄罗斯到处是残疾人。我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凳子上,空气中弥漫着的男人的脚臭味中睡了一会儿,另外两个人还是想去附近转转拍照。回来后两个人更确切地告诉我,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连开门的商店都没有。我们在凌晨四点多坐上了去往莫斯科的列车,等车时,我们注意了一会儿车站旁一个教堂顶上伸出的长长的避雷针。到了莫斯科,我们要分手了,他们去南边海边的阿纳帕度假,而我一个人去西伯利亚。

大诺夫哥罗德郊外木建筑博物馆的木舍

七公里后有野生动物出没

篝火边的荞麦饭

路边等车的热尼亚

在特维尔睡火车站

莫斯科不是俄罗斯

 

列车抵达了莫斯科。刚刚走出火车站,我就闻到了——北京的气味。

火车站里的商店透露出来的发达商品社会的气息,火车站前混乱的不知让人怎么走的街道,四周无规则又要显出威严和俯视感的建筑,有着不知多少痰渍和各种污迹的地面,一股干燥的热浪,还有,尤其是,火车站广场坐着的背着大包小包被褥,肤色黝黑的打工者。在出站口旁边角落里,我们三个换上了更凉快的衣服。“到了莫斯科,得穿上最得体的衣服,”热尼亚说着套上了一件材质显然要好一些的T恤。他们两个只负责把我带到莫斯科,然后直接走人。“你们不在莫斯科停一下吗?”我问。“莫斯科有什么好停留的,”塔尼娅说,”那么贵。“于是我和他们一起从一个火车站走到另一个火车站,在候车室跟他们道了别。

到了莫斯科,走出火车站

 

和他们分开后,我一个人坐地铁去朋友薇拉家住。莫斯科的地铁线路图几乎跟北京一模一样,围绕着一个中心,扩散出很多同心环,只不过是由方形变成了圆形。地铁上的氛围也跟北京一样——还是比北京人少——所有人都没有安身感,所有人都不开心,愁眉苦脸地低着头玩手机。薇拉家住在五环外,莫斯科五环外比北京五环外要整洁干净,更像一个普通俄罗斯小城市的居民区,不过是马路更宽阔。在街上我一时又有些恍惚,那些赫鲁晓夫楼又让我穿越回北京,它们跟我曾经住的北京二环大学家属区筒子楼连排水管形状都一模一样。薇拉住的小区从外往里走依次是最新的高层商品楼、六七层的九十年代居民楼、四层的赫鲁晓夫楼。薇拉和朋友合租一个套件,她有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我睡房间地板。薇拉在找工作,在陶艺作坊试用,合租的米沙大学毕业,他研究网络游戏语言的翻译,某个日本出品的动漫风的游戏。

 

休息了一天之后,我开始上街转悠。第一天我从加加林纪念碑开始沿着三环路走。加加林纪念碑是一个未来主义雕塑,它像一个伫立在十字路口的钢铁超人,高过周围的所有建筑,面向着天空。周边的建筑工地和拖拉机的对照显得它像是一个远古高级文明的遗迹。我在路上走,太阳的暴晒下,我越走越烦躁,越走越想起北京,因而越走越讨厌莫斯科。它处处有界限,处处提醒你的卑微。建筑没有什么特色,杂乱生长,像是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整条街的人行道都在翻修,所以我一路走在各种围栏边上。马路宽阔,很多车道,想去马路对面的一个地方,明明近在咫尺,却需要走很远一截去地下通道。几乎没有人行道,过马路只能走地下通道,我感到地面的世界不属于我,我只配在地下面走。街上的人们根据人种划分出了等级,送外卖的和建筑工人全是中亚移民,我这张亚洲面孔走在马路上,总觉得自己要被种族歧视。外卖员竟然骑电动车!我在圣彼得堡习惯了溜达的、骑滑板车的、坐公交的、最多骑自行车的外卖员,而莫斯科的外卖员已经开始骑电动车了!我心里想,莫斯科正在北京化。外卖员的亚洲脸又让我恍惚,好像从我身边骑着电动车经过的,是从河北农村来到北京的打工者。我走到了高尔基公园,里面在举办俄罗斯最大社交媒体VK组织的音乐节,于是我又被围栏挡在了外面。我给热尼亚发信息:”我已经受够了莫斯科。“他回复我:”莫斯科不是俄罗斯。“我想起之前一个从莫斯科搬到圣彼得堡生活的诗人在提到莫斯科时也对我说:”莫斯科不像一个俄罗斯城市。“

 

我来到横跨莫斯科河的一座大桥上,四下望去,大河宽阔,马路宽阔,一种不知来源的压迫感从四面八方袭来,北京比起它来都仿佛小了一号,这是一个超级帝国。

 

加加林纪念碑

路边休息的外卖员

令人梦回北京二环的居民楼

第二天我去朝拜列宁墓。公交车窗外缓缓出现圣瓦西里教堂糖果般的圆顶,和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围墙,我给朋友发信息说:我来到宇宙中心了。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教堂,国家百货商场,国家历史博物馆,红场四面的四个建筑凑齐了政治、宗教、商业、历史这几种元素。列宁墓在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开放,看列宁的队伍排了几公里长。我来晚了,就是说,只剩半小时了,没有排到我,于是这一天没有看到列宁。之后我进了历史博物馆,对展品没有太大印象,唯一有印象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推着婴儿车,婴儿在每个展厅里睡觉。而百货商场,里面有五颜六色的招牌,鲜花,买冰激凌的队伍,欢快的音乐,像是一个消费之梦的主题乐园。之后我去红场边商业街一家饭馆里吃了一盘素馅饺子和一份甜菜根沙拉,喝了杯咖啡,花了大约150块人民币。

看列宁的队伍

列宁墓

博物馆里睡觉的婴儿

红场旁的马克思像,上面刻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后一天我来得早了些,看到了列宁。前面有一个推着婴儿车来看列宁的,把婴儿暂时先寄存了一下。俄罗斯的年轻母亲们去到哪里都要推着婴儿车。我通过安检,经过列宁墓后面12位苏联领导人的墓碑和半身像,包络斯大林矗立在其中,进了列宁墓。要下几层台阶,里面黑漆漆的,一阵寒意,像个古代帝王的地下墓穴,每个拐角站岗的军人像兵马俑。列宁躺在墓室中间的透明棺椁里,一只手放在胸前,没有表情,分不清是真人还是假人,毕竟这句躯体只剩下10%不是人造的了。我安静地绕过他,从墓室另一边出口出去了。

 

接下来我的主要观光目标成了苏联的构成主义建筑,源于未来主义的,带着共产主义的新的社会理想的,简洁的立体几何图形”构成“的抽象客观的建筑。第一天我去了纳康芬公寓和中央联合大厦。

「纳康芬公寓(Дом Наркомфина)建于1928-1930年,由建筑师莫伊谢伊·金兹伯格(Moisei Ginzburg)和伊格纳迪·米尔尼斯(Ignaty Milinis)设计,最早是作为苏联人民财政委员会的员工公寓。金兹伯格将其定义为 “过渡型的实验性住宅”。公寓的定制人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米留金(N.A. Milyutin),他被称为社会主义住区计划和社会主义城市规划概念的作者。根据米留金的理论,”工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为工人的日常需要提供服务的社区形式的发展(公共餐饮、托儿所、幼儿园、俱乐部等),将逐渐破坏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重要性。这个过程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区生活的家庭形式的彻底重塑。<…>将妇女从小家庭中解放出来并让她参与生产的任务迫使我们提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促进这一进程的问题,”,这座建筑就是为了实现“重建新的日常生活”的原则而设计的。住宅区横向分为上下两部分,代表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向社会主义公社过渡的生活形态,上部分是为传统大家庭设计的双层公寓,带有私人厨房和客厅,下半部分为单身人士及无子女家庭准备,只提供日常社会化生活的最基本功能:睡觉和淋浴。在革命前的住房形式中进行的做饭、吃饭、照顾孩子、娱乐休闲,都被移到了建筑群的公共空间——食堂、洗衣房、图书馆、幼儿园。它同时希望实现妇女解放的目标,将女性从琐碎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洗衣做饭育儿等一切归于公共生活。斯大林上台后,原有的公共生活和妇女解放的乌托邦理想被遗弃,包括花园、托儿所、车库等的公寓建筑群没有完工,而住宅楼里先后容纳了印刷厂、办公楼和宿舍,逐渐破旧失修。」

 

我到达的时候,公寓楼已经被修护和粉刷一新,它的外观还保留着原来的结构,但里面已经是艺术家工作室、高档私人住宅、三明治店和瑜伽馆。已到傍晚,门关着,我没能进去。在架高房子的立柱旁,几个漂亮女孩带着摄影师在拍照。

「中央联合大厦(Здание Центросоюза),建于1928-1936年,由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设计,作为苏联中央消费合作社的办公大楼。1928年,全俄土木工程师协会宣布为苏联中央消费合作社办公楼举办一次公开的国际设计竞赛,设想为两千个工作岗位提供一个宽敞的办公场所,能够根据其功能容纳不同的场所组,包括行政场所、商业场所、休闲文化场所和服务室等。柯布西耶的设计方案最终被选用。该建筑是勒·柯布西耶 “新建筑五原则 “创作风格的一个突出例子,在这个设计中,他补充了 “人和空气的自由流通原则”。该建筑成为欧洲最早的大型办公综合体之一,其特点包括巨大面积的外墙玻璃、支撑办公区的开放式支柱、底层的自由空间和水平屋顶。自1991年以来,它是联邦国家统计局和联邦财政监督局的所在地。」

 

中央联合大厦在Myasnitskaya街,这里接近莫斯科中心,相当于北京的二环内。北京的二环内更像“北京”,莫斯科的二环内也更像“莫斯科”,这里是布局和色彩和谐的欧式四层楼,遍布着圆顶教堂,夹杂在其中的苏联新建筑乃至更新的当代建筑保持着相似的高度,没有破坏其中的和谐,街道不宽,是人们可以悠闲地散步和在地面上穿越马路的地方。柯布西耶设计的这栋建筑从外部看只能说是一种令人震慑的美,从各个角度看都是构图完美的艺术品。

「祖耶夫工人俱乐部(Клуб профсоюзов коммунальников имени Зуева),建于1927年至1929年,由建筑师伊利亚·戈洛索夫(Ilya Golosov)设计,它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谢尔盖·祖耶夫(Sergei Zuyev)——一名有轨电车机械师、生产领班和1905年革命的参与者,因谋杀其老板而被处决。工人俱乐部内设有戏剧工作室和剧院。考虑到该建筑作为工人俱乐部的目的,伊利亚·戈洛索夫赋予其与工业建筑相似的特点。中央的圆柱体唤起了人们对电梯主体的联想,三楼的水平 “皮带 “让我们想起了工厂的走道长廊。灰色混凝土抹灰背景上的大型玻璃表面加强了工业建筑的印象。」

「旅客车库(Гараж «Интуриста»),1929年,“旅客”(Intourist)股份公司成立,以促进苏联的文化交流。在公司运营的第一年,有两千多名来自国外的客人访问莫斯科,其中许多人对接待工作不满意,政治局下令改善客人的条件。当Intourist公司更新其出租汽车停车场时,需要建造新的场所,这项任务交给了康斯坦丁·梅尔尼科夫。梅尔尼科夫专注于外墙的设计。他的基本构图包括简单的几何图形,一个圆和一个梯形,它们被组合在立面的中心,而空间的下部则充满了垂直的窗户。圆和梯形构成了一个无限符号,用梅尔尼科夫自己的话说,它标志着 “旅行者之路”。建筑的原设计只有主立面完成了。目前,前旅客车库属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鲁萨科夫工人俱乐部(Дом культуры им. Русакова),1927-1929年,梅尔尼科夫实施了这个建筑项目,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该建筑占地不大,看起来像一个小礼堂,但实际上可以容纳一千多人。这样的功能是通过梅尔尼科夫对建筑形状的实验实现的:位于二楼的观众厅部分被放置在建筑外,以这种方式扩大了空间的容量。1987年,该建筑被授予苏联建筑纪念碑的地位,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使用,之后,它成为各种活动的场所。在20世纪90年代,前文化宫曾举办过民主党大会、儿童表演和戏剧节,在2015年,这所房子向公众开放,现罗曼·维克托克剧院位于其中。」

 

国家计划委员会车库(Гараж Госплана)是梅尔尼科夫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大型建筑,建于1936年。建筑的立面是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圆形窗户组织的,窗户内是车库的餐厅。车库的结构整体上构成了汽车的一部分——窗户构成的 “前灯 “和低矮屋顶的 “侧翼”。自1955年以来,该建筑一直是一个出租车车库的所在地。」

 

「梅尔尼科夫之家(Дом-мастерская Мельникова),是建筑师梅尔尼科夫在阿尔巴特街的房子,梅尔尼科夫实现了圆形住宅建筑的想法,房子的主立面有一个严格的正面对称构图。自2013年以来,这所房子成为梅尔尼科夫博物馆的一部分。」

 

最后一天我沿着构成主义建筑的路线打点,穿行于莫斯科的四五环,在莫斯科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好。在低矮的四五层建筑的街道尽头,不时可以看到远处的尖顶斯大林”七姐妹”建筑或是宛若北京朝阳CBD一样的莫斯科国商业(Moscow city当代摩天大楼,它们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仿佛海市蜃楼。莫斯科,一个共产主义的首都,超级帝国的中心,一场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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